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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宇對話張玲玲

 

班宇vs張玲玲:虛構湖景里的真實倒影
 
  張玲玲:談論小說在當代似乎變得越來越困難了,我們好像找了無數的筐,在談論一個文本之前,前面堆積著成千上萬的文本,如果不去一一羅列辨析,仿佛就此失去了談論的基礎和底氣,你還會和其他人談論小說嗎?你覺得圍繞哪些方面去談,才是一種更合適的方式?
 
  班宇:我經常有一種想要探討作品的熱切愿望,但是話還沒講出來,往往就被消解掉了。所以也就變得很少去談。日常提及作品,除去好或者不好這種簡單判斷之外,經常陷入幾個固定框架:其一,分析譜系與影響,特征與技巧,或者針對文本的細部,關于空間書寫、暴力描寫之類,這種討論的本質是一種批評話語;其二,跟著文本進行,探討小說的編織方式,試圖還原出它是如何逐步生成出來的,這個有點困難,但是可能會成為讀者自我發現的一種方式;其三,從情感角度出發,談故事情節與人物的觸動等,但這又難免會涉及到第一個問題,仿佛在替作品本身進行辯解。所以如果去談小說的話,可能沒有確定的合適方式,或者統一的標準,而應將邏輯倒轉過來,先問問自己,到底是什么讓我們非去談論某一篇不可,小說里面的何種瞬間,牽動著我們的神經,使我們無比壯烈地想要發言,甚至在一個明知不太正確的位置上,仍要去訴說。這或許可以成為一個出發點。
 
  張玲玲:很多作者不愿談論自己的小說,記得你有次寫,“用群島般的批評術語來闡釋自己的小說,好比將一艘破敗的行船擱淺于每一處礁石,然后盡可能地去采奪金礦,這就難免導致最終的覆滅”。不能談論,有時是一個語言哲學問題,有時則是作者本身也無法解釋清楚彼時寫下的小說究竟代表了什么,它作為一種虛構的湖景,究竟會產生何種倒影、湖景本身究竟是如何產生的或許永遠也無法說清。但有時也會感覺像是一種敘述策略,對于闡釋的模糊構成了小說模糊的一部分,否則仿佛會就此失去了籠罩在上面的月暈,想知道你是怎么看待的。
 
  班宇:這個問題有點致命。很多時候并不是作品經不起解釋,而是作者對自己的解釋不夠自信,或者過于自信,這兩樣情形都令人無所適從。有時讀到一些創作談,我很難相信那些話語會對作品起到什么積極作用,甚至是相反的,模糊不清,還不如一些日記與隨筆,也許讀著更有妙處。這不是回避前方的礁石,而是繞著它航行,將航程化為一道道電磁波,而作者是一架雷達,去測尋種種障礙的輪廓。這艘航船的動力,完全依靠內部裝置的燃燒,乘風破浪,環繞漂流,像真正的寫作與談話一樣,無休無止,直至干涸,但這也是作家及其作品所遭遇到的最大孤獨。寫作并不全是預設,文本誕生之后,它的命運便分離出來,不再只為作者效勞,作者想要去捕獲其中的一部分,用以出售與展示,而與此同時,另一部分便往往被忽略或者否定了,這是相當殘酷的事情。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類似的闡釋,算不算是對寫作本質的一種反動呢?當然,這個說法又顯得過于作者論了。所有人似乎都在期盼著,所讀的文學帶來一種新的寫作政治,進而撞擊此刻的、關乎自身的現實政治,相比之前的闡釋,我覺得這種期盼的緣由也是一個大問題。那么,我也想問,對于這種他者的期盼,你是否也有所感知?以及準備如何回應呢?或者說,你覺得我們今天的小說應該提供給讀者的是什么?
 
  張玲玲:我能感受到一點,但不算特別清晰。要論期盼,非但貫徹在創作談,每次出現一篇新文本,一個新作者,都是一樣的,公眾、作者、評論界都在期待新革命、新語言、新偶像,但是何其難也。我很難回應這些期盼,想歸想,但能力有限,觀察到的也有限,對于新的判斷和創造更是有限,不同他者,期盼不同,理解也不同,逐一回應也不太可能。你之前說,寫作對于寫作者本身的意義要大于讀者,我同意,至少在目前這個創作階段是。當然我希望自己是一個能在小說里,提供一點意義給讀者的作者(未必是政治的、社會的,可能就轉換一種觀察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但在這方面我并沒什么太多自信。
 
  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十年后再談一談,對他者的使命應是逐漸增加的,一旦你開始寫作,并存有一點寫好的野心,就一定想從狹隘、陳舊的自己里超脫出來。那時我也許可以答得更好一些,并從過去的十年工作里真正得出一點什么。當然,我是這樣理解的,寫作行為本身以自己的方式改變了這一切。那么,我想知道寫作對你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這些意味在經過早期的私人寫作階段,隨著《冬泳》出版、以及熱烈的讀者反饋之后又發生了何種變化?
 
  班宇:《冬泳》出版后,收到過不少反饋。我讀過其中的一部分,多數是借著文本講述一個“小寫的我”,尊重諸位的看法,對我來說,很難講有什么真正的觸動。歸根結底,這并不是一部要去復刻現實的小說,對于將“東北奇觀”與“異域想像”這些話語,附著在這個文本之上,我內心十分厭煩,但又覺無力。厭煩的原因:其一,這并非是我之初衷,這種解讀未免太過片面化,我是小說家,不是技師,沒有義務去為讀者進行心理按摩,我寫的既不是非虛構長報道,也非畸零人的現實處境,但是就有很多類似的猜測與聯想,讀過之后,發出一聲喟嘆,以慈愛的目光望向北方,且對今日之自我倍加珍惜,這個我無法接受;其二,若我們只討論現實性這個問題,此刻所面臨的,怕是要比我所述的更為嚴苛、復雜,一個模糊的、危機重重的、存在于所有人身上的未來,那就根本不是一個未來。在這種環境里,還要去躲避,將雙眼蒙緊,轉而去思考東北逝去的困局,很難說這種未經折磨與審視的想像有什么真正價值。所謂無力感,也很簡單,我會反問自己,寫作真的不是刻意鉆入這些縫隙之中嗎?我無數次回答自己,不是。但是下一次,還會去問。就是這樣。
 
  與其談寫作之于我,不如講小說這個體裁,它是尊嚴的復數,使我成為一個自覺的寫作者。我從前的大部分表述看似進擊,但實際上,總是處于一個被動的位置:貼近與依附。而在小說里,我第一次拿回來自己的主動權。這個主動權并不是說要成為一個魔方制造者,或在文本里扮演上帝的角色,我對此并不癡戀。主動權也即一種認知形式,對情景與自我的再探索,小說可以成為循環的驅力,始終向著未知無限延展。事實上,我們必須通過小說,不斷地讀和寫,來進入到自己的時間里。不是要在歷史里取得一個位置,而是在自己的位置里,去馴服一部分歷史。某個角度來說,寫作就是書寫時間的焦慮性,受過西方寫作訓練的人,難免有結構主義情結,化解種種矛盾,描繪新舊困境,相信真理與歷史存在于今人整全的心中,只要適當開掘,便能使它重見天日。可是到了最后,所有的寫作者都會發現,迎面走來的,不過是另一個自我。
 
  張玲玲:我們有成千上萬的理由去書寫,有時卻只有一個理由停止書寫,也許寫作的風險不是書寫失敗,而是作者對非寫出這個故事不可的信念和興趣。我很好奇什么會威脅或妨礙你的寫作。
 
  班宇:我在寫作里最大的風險,可能是一些文本在進行時,會因被打斷、無法克服、表述已盡而喪失興趣,我不是一個很有耐心的人,那么這個小說也許就此作罷,它永遠是一種未完成的狀態,雖然我想表述的,在這里已經基本完成,但仍是殘缺的,甚至不能稱之為一篇作品,并且不太可能繼續下去。所有的修飾與完善,都會變成贅余和負擔。這個陰影始終伴隨著我,無時無刻。
 
  張玲玲:在寫小說之前,你其實寫了很長時間的樂評,還有一部分詩歌和隨筆,但最終成了一個小說家,而不是別的。我讀過你一些早期日記和隨筆,覺得文本中已經有一種很鮮明的小說意識,或曰“小說感”,我很難明確解釋它究竟是什么,強敘事感?夢境一般的幻象?行動、沖突以及豐富性?不知道你是否自覺如此。或者你是否認同“小說意識”的說法。
 
  班宇:我好像能感受到一些,但沒辦法給出一個準確的定義。對我而言,“小說意識”有點像托盤天平的固定砝碼,它的另一側則是審美、意趣與經驗等諸多元素,兩者較力擺蕩,維系著某種不穩定關系。當然,這樣說不太像是文學,而是政治,是對小說本身的一種僭越。不過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談,就是它似乎也指向小說寫作的邊界,或作者的敘述秩序、結構能力等等。真正的小說家并不一定非要去擁抱這些,但一定會在組織、裝配與調遣的過程里,展現出相當激烈的控制性,全身繃緊,使之變道或者脫軌,產生速度,乃至于瘢痕與裂隙。這里的“小說意識”并非建立在精神共識的基礎之上,而是更像一個動作,一種時刻準備逃脫的應激反應。獵人并不一定要靠獵物來證明身份,只要稍微抬一下槍,或者看看那些雪中的足印,便可成立。從這個角度講回來,“小說意識”也許是小說家在最低層面上創立的一個淺顯幻象。
 
  張玲玲:我不太同意,在文體邊界日漸模糊的今天,要圈出一個概念,談論是否是小說顯得很多此一舉,畢竟更多聲音在探討文學邊界的擴容,文學和其他藝術的邊界也在模糊,何況在文學內部,再切散文、小說等分類似乎是刻意窄化。我同意擴容,但也覺得越是擴容,越需要清晰,自由有時在寫作之中,反成了一種限制,什么都可以的路徑,其實說明并無方向。什么都是,也就什么都不是,是一個重歸黑暗的過程。所以談小說意識,其實意欲把照亮的部分看得更清晰,它必然滲透在結構、語言、敘述、觀念之中,使得小說成為小說,從其他類別中區分。
 
  班宇:我能認同一部分,關于文體上的裁定與延展等。這樣說來,“小說意識”更接近于一個無定形態,一種非晶體,沒有固定熔點。我們若出于感性,或可以用這個短語去考量與配平,但實際上,應更為審慎。以及,我說控制力,并非操控性。有點差別,操控性是布局,深謀遠慮,更宏觀一點。控制力的范疇稍窄,事實上在張弛與取舍。我想起《莊子·齊物論》里有一句: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從這個角度來看,那么我覺得,小說就是詹詹不休的小言……纏綿環繞,緩慢切近中心,這種方式是不可能付出“炎炎”之代價的。可是“大言炎炎”的直敘,又拋離甚至拒絕掉了多數人。以及,擁有“小說意識”到底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我說不好。
 
  張玲玲:確實,小說剛剛誕生的時候,它是小言,是傳說、神話、轉述,它有娛樂屬性和虛構性質,我們接受“是假而非真”,接受其是長夜圍爐的閑談,但隨著小說的發展,我們對小說的要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今天的我們,在嚴肅文學中,僅僅因為娛眾寫作是不現實的,會被掃出文學神圣的殿堂,會被鄙薄與輕視。作為消遣的小說,和真正的小說間存在著一條巨大的天塹,雖然有些作者會同步寫“嚴肅的”和“消遣的”小說,但是盡量不去混淆二者(實際很難做到)。今天的小說探討中,必須包含對小說寫作的真實性探討,當然,這個真實頗為復雜,絕非指現實的復刻,而是一種本真——為此,敘述視角的選擇切入是為了可信度服務,細節的摘取必須嚴格和謹慎、而贅語、重復、斷句等非規范文法的使用很可能是為了接近日常表述或者我們本就混亂的意識——歸根結底,要去捕捉表象之下的真實,去形成真正的真實——為什么今天會對小說提出這樣的要求?讀者在閱讀網文或者類型小說時,他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求的是什么,但是我們閱讀嚴肅小說的初衷可能分外復雜,我們并非為了娛樂而閱讀,甚至為了一種顯而易見的折磨在閱讀,實際上我們也在以之要求自身的寫作。這句話絕非用“你大可不寫現實啊”來粗暴推辭,當代小說寫作正是一個無限趨真的過程。你會懷疑這種趨真的必要性么?
 
  班宇:我承認趨真的必要性。但這個命題,又有些復雜。你所說的這種趨真,是否也是近些年來,在其他媒介的推動之下,文學所不得不穿越的一道窄門呢?當影像或者其他方式,能夠覆蓋一部分敘述并更輕易被接納之時,某個層面上來講,文學的神性就比較容易被忽視。這種體驗太過隱秘,也需身體力行,并沒有那么容易觸及。所以,文學必須在同一維度上,尋求與對手抗爭的合理位置,大眾化的宗教歇斯底里癥逼迫著它陷落在這樣的境地里:如果不能立竿見影,便幾乎等同于無用。歷史坐標并不是清晰的,反而漸漸模糊,言辭的本質就是意識形態。而當所有目所能及之處,都變成一種景觀之時,所謂的真實性,又應該如何去論斷呢?這個角度來說,芥川龍之介的《竹林中》也許更像一則寓言,沒有真實,只有話語在不斷溢出,像一道河流,將世界團團圍住。那么,我個人更愿意去相信,這種趨真,事實上有著許多不同的路徑,并非現實主義文學這一種。封閉的圓環總在敞開。比方說,前段時間,我在讀威廉·加斯《在中部地區的中心處》,其小說理論完全在這個文本里得以呈現,場景復雜交錯,敘述對象指向不明,不斷解構、排列、中斷,遍布互文,對虛構本質進行徹底反思,完全是從另一個層面來塑造日常生活與思維的真實。我期待在這道窄門里,能呈現出更多新的事物與表述,為所有人尋回真正的好奇心。
 
  張玲玲:文學的神性這個說法很有意思。現代主義里,至少一部分包含著幻覺的拔出,神秘的消失。咬下智慧的蘋果,我們清醒過來,發現衣不蔽體,伊甸園荒蕪。寫作者卻像上個世紀的遺孤,殘留宗教式的迷夢,不管如何精密地技術性地設想和分析一個文本,我們依然相信所謂的天啟時刻、神諭時刻、人神共存的部分,相信迷亂體驗,饒是充滿懷疑,但是在某一刻不可避免地“被微風吹拂”。我經常在你的創作談里看到類似的表述,不過納博科夫和弗蘭岑都對這樣的說法嗤之以鼻,弗蘭岑曾直言不諱地說,這種說法是以作者喪失了意愿、放棄了圖謀為先決條件的。小說家的主要責任是去賦予事物以意義,如果你不知何故把這事兒都讓你筆下的人物去干了,你必定是避免自己去干這事了,小說家的任務理應是盡其所能地去擴展敘事的可能性,確保沒有忽略你自身具有的種種激動人心的可能性,與此同時不斷地把敘事歸回到你想要賦予的意義的大方向上去。你怎么看待這樣的說法?
 
  班宇:我認為他們的說法有一定的界限劃分。任何一個文學裝置都會存在某種預設概念,在進行過程之中,也都會分生出許多枝杈。幾乎沒有一個文本是概念/觀念的本體論。這兩者一定是相輔相成、同時存在的。談概念極容易枉顧書寫與現實。比方說,有人講,做某件事一定會愉悅,與之相反的論斷是,沒有任何愉悅。那么事實上,在這個過程里,很多人清晰感知到:這兩種態度可以同時存在。這是現實。類似,我們去看一幅畫時,單純要去看觀念,還是看技法呢?事實上,也都不是,它打動我們的,也許是情感與思維的整體呈現。我們可以羅列出的各種緣由,不過是作為注腳的存在。葛蘭西講過一個觀點,大意是知識分子即便不站在精英集團的角度上,也有自我歷史與經驗的位置,而多數人都要放棄這個位置,去空談種種概念,仿佛這些內容背后并無依托,這是需要警醒的一點。小說也是如此。這個角度看來,神諭時刻與迷亂體驗,與弗蘭岑所言并無沖突,他時常寫到中產階級的恍惚時刻。沒有一個真正的好文本,是要肅清全部觀念的。如果這樣,它也就不是小說,那些可愛、模糊而粗糲的邊緣,正是小說的重要組成。所以,歸根結底,我們這樣去想:納博科夫與弗蘭岑談的是一部分方法論問題。為什么他們要去這么談?也很有趣。一種可以解釋的理由是,他們的作品十分扎實,無論在技術,還是情感上,還是文本分析方面,都韌性十足,經得起推測與闡釋。再舉個例子,比如在納博科夫的《愛達與愛欲》里,有很多迷離而不確定的時刻,我認為他在寫作時,也會無比享受。
 
  張玲玲:在讀完你多個文本后,很難不注意到你對文本意象、詞語的重復使用,像是副歌,或者母題呼應。我不完全信任你之前所說,這是刻意為之的做法,有些重復出現像無意識或者慣性。當然你可以反駁。
 
  班宇:不反駁,也不能完全認同。在我的一些文本里,好像是有一種這樣的節奏慣性,即在某些段落里,會出現一次語調高昂的吟唱,事實上,更像是對自我的獎賞,我在回顧時,也會有羞愧與不適感,但仍對這種抒寫躍躍欲試。這種做法,其實是拙劣的致敬與效仿,我最早讀喬伊斯的《死者》或者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時,常會被類似段落所打動,在文本進行之中,這些段落像是一枚枚硬幣,或者說是,混合無數隱喻的敘事晶體,內部有著很廣泛的空間,可以試著將更復雜、更私密一些的感受與意義貯存在里面,所以它的作用可能不止于母題呼應,也有著一些進取的野心。
 
  張玲玲:不管是否承認,南北作者的差異巨大,大家在被不同的東西吸引,地緣和場域一直在塑造我們的敘述方式和偏好,或者當我們開始寫作,我們也塑造了一種地方敘述的可能。作為一個南方寫作者,我有時覺得我們清晰地目睹著一種南方寫作的衰落——這樣說也許有些冒犯,但在讀者群里面,在更大范圍內,這種衰落似乎顯而易見,比如某種還具有南方面貌的寫作也許還在,在馬來西亞、越南,從港臺地區有所偏移,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很少看見類似于美國南方小說那樣的面貌出現。我說的南方特質,是指一種怪誕哥特、帶著神秘主義的扭曲色彩的古怪小說,奧康納、韋爾蒂、麥卡勒斯這樣一批。我不知道怎么了,是因為今天的小說在于祛除這些謎團、變得易于理解還是其他?然后我還想問下,你怎么觀察南北作者的寫作?各自有什么你所欣賞的特質?如果在更大的范圍,世界文學里,你覺得哪些地區的作者你會更偏好一些?他們在什么方面打動你?
 
  班宇:2006年,我讀大學時,偶然在書店買到一本科塔薩爾的《中獎彩票》,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版本,回到寢室后,很快讀完,情緒相當激動。這部小說跟我從前所讀過的拉美文學略有不同,雖然也有著極為強烈的政治隱喻色彩,但它的語言和敘述方式并不像馬爾克斯等作者那般炙熱、滾燙、喋喋不休,它的情節并不復雜,象征與獨白等部分,不算多么有趣,但是整部作品卻被一種巨大的虛無感嚴密籠罩,透不出一絲光。這種感覺令人恐怖,我合上書時,大概晚上八點,準備下樓吃飯,還沒走到食堂門口,便已大汗淋漓,這些情緒完全訴諸在生理反應上。無論如何行動與思考,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都沒有辦法得到真正的救贖,這點令人難過。從此之后,我對拉美文學書系比較關注,后來跟書店老板成為朋友,因為這套書時間較久,他還幫我打電話從出版社訂過一些。
 
  美國南方文學的誕生原因非常復雜,與這片土壤的宗教色彩、家庭關系、經濟基礎、制度流轉、膚色人種等元素密不可分。你說的情況也許是現實,我偶爾讀一些英美同代作家的作品,覺得全世界新一代的文學創作,似乎都向著一種粗糲、直白的文風進行轉移,簡潔的隱喻,廉價的巧思,不帶情感的講述,以一種語調貫穿始終。精密而無聊。坦白說,20世紀的文學遺產似乎正為所有人忘卻:語言不再作為一種核心驅力而存在。人們開始相信并依賴于語音,而非語言。前者如流水線一般,批量穩定生產敘事教具,再擺到課堂上,隨手寫一段:“1965年的某個正午,K在馬棚里醒來,周身疼痛,忽然發現擺在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是殺掉父子二人,她以前在地里拾過一把骨刀,藏在屋后,可惜鈍得厲害,銹跡斑斑,她對此缺乏信心,事實上,即便能使它變得鋒利,她也不確定自己下得去手;二是走入橡膠密林的深處,沿著枯河之岸,一路奔襲過去,需要一點點的糧食和水,這不是什么問題,再少一點也行。幾天以來,她一直在做夢,密林的輪廓線不斷向后翻卷,在其邊緣停著一艘龐大的蒸汽輪船,準備將她接引。輪船不斷冒出的黑煙,盤旋上升,凝聚在半空里,像是一道道暗語,其中一則:出走,或者與世長辭。另一條是:朋友,性別是你的伙伴。她沒想清楚這到底是什么意思。而在這樣要緊的時刻,K忍不住摸了摸肚子,想起從昨日早上到現在,她還什么都沒吃。”這種敘事極像是在為學生們播放一幀一幀的幻燈片,擁有節奏,但是很少給人想像空間,與語言本身的魅力做了一次消解與對抗。這樣做也不是不可以,但勢必會損失掉某種空間與想像力。無論今天的作者還是讀者,仿佛越來越懶惰,他們彼此不再需要,只需要速度,訴說的速度與聆聽的速度,在最短時間內完成最大的意義。舊傳統被破壞,新徑狹窄,雙方在這樣有限的空間里,側身都很艱難,只能硬著頭皮,狹路相逢,很少存在某種真正的激發與指引。
 
  對于南北作者的寫作,我的觀察并不能算豐富。但覺得不同地域的作者,所面對的現實環境是完全不同的,語言思維也有差別,甚至可以說是處在不同的時間里,這就導致表述上的巨大差異。差異不是障礙,讀者完全可以依靠想像力去彌補和感受。但問題是,這種差異好像也漸漸被磨滅掉,逐漸歸為一種整齊的、平面化的敘事與語調。當然,也可以反過來講,如果說潮水的方向不可逆轉,上一代作家擁有強烈的地域與神話意識,將歷史與經驗轉化為豐富的文本,那么新一代作者,也許就是要寫這些東西是如何被一點一點瓦解掉的。所謂的核心矛盾與問題戰場,總在發生轉移。
 
  張玲玲:語言是思維的外衣。你的隨筆和小說使用的是兩種不同的語言,可能也說明寫作時遵循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這點很有趣。有次我們談到,寫讀是一體的,后來我又覺得,讀寫某些方面是完全割裂的,也許到最后會慢慢趨同,但從割裂到合一的道路實際上走起來非常漫長。手落后于想法,思維困囿于書寫,感覺更多時刻是這樣。
 
  班宇:這兩種文體對我來說,分野清晰,或者說,我盡量讓它們區別開來,所以同是寫作,還包括之前的樂評,思維路徑都是不太一樣的。我經常為此困惑,時而空空如也,時而壯懷激蕩,好像我們總在回答問題,被迫著要調動感官與經驗,至少要去表明一個態度,好與壞,善與惡,贊同或者否認,愉悅或者落寞。但事實上,寫作正是要對抗這些的,在曖昧之中尋找一種可能的正義,雖然我們總是很難真正講清楚想說的話,詞不達意是常態。也許不只是讀寫,行動與思維的割裂,處處都在,這種結果我們看得見,但真正的趨同會帶來什么,我對此暫時沒有想像。相反,正是這種割裂,或者說無數的差異與重復,拓開了一些新的空間。
 
  張玲玲:你說新的空間,在互聯網時代,每個人的生活看似皆門庭大開、空間急遽增大,實際觀察下來,空間是更遮蔽狹小了。生活在日趨標準化,對于他人的想像也變得雷同。都說文學是抵抗標準化、拒絕平均化的方式,從寫作者角度而言,有區別度的書寫顯然越來越困難。要實現區別度,大家都會去談深度,很好奇所謂深度,究竟是哪些維度呢?
 
  班宇:任何維度都可以成為這種深度的一部分,所以真正的問題也許是:這些維度正在喪失。它們相互吞噬,不斷被粗暴合并,變成一條有始有終的線段,人們只在它的兩側跳躍、徘徊,享受明確的意義與感受。維度的缺失,是對歷史與未來缺乏足夠的耐心,這也反過來制約寫作,扼殺語言以及思想。當然,也許還沒到這樣極端的地步,但這個逆向推進也很難去抵御。所以,這個問題我沒辦法回答,我能想到的答案,沒什么出奇之處,其他人也都會知道。但與此同時,我們又都清楚,在當前時代,僅僅知道這些是遠遠不夠的。
 
  張玲玲:你怎么理解所謂的“寫盡”和“省略”。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省略訓練之后,我們好像又站到一個寫透的困境上,我們發現多數小說問題是書寫不足,而不是過滿。什么是滿,什么是足,當然都要在具體文本里去體現,只是什么時候該滿,什么時候該加速和省略,很多時候我們在憑借本能和經驗操作。我想知道你有沒有一些方法在輔助作判斷。
 
班宇:確實是這樣,這種本能又跟很多東西息息相關。跟一位朋友聊天時,他說過,好作者對自己的小說是會有個比較清楚的判斷的,哪一部分寫得不錯,哪一部分是有問題的,心里都有衡量。我在寫作里,也有過類似感受,經常知道小說的某一部分沒有寫好,往往先帶過去,最后再進行修改,但這不是一個好習慣,因為在修改時,可能發現這個沒有處理好的小問題,會擾亂全局的呈現與表述。為了繞開這個當初沒有解決的問題,要付出更多的代價。所以,我的辦法就是不斷地修改和感受,一遍又一遍,這必然要經歷一個瀕于麻木的階段,很難體會到詞句的軟硬與溫度,令人筋疲力盡,那么在這個時候,在那些所鐘愛的經典文本里面,也許會藏著一部分答案,依照文學經驗的投射,來解決判斷問題。
 
  張玲玲:我特別好奇,在這幾年的寫作中,你的什么觀念被加強了,什么東西又被松動了?我懷疑你之前說的,幾乎沒有變化的說法。因為從我自己來說,其實細部變化很明顯。我想聽到你這邊更細節的變化。
 
  班宇:細節上肯定有一些變化,比如我本來不太注重情節,或者行為邏輯上的完滿,認為其中的諸多可能性更為迷人,也更具空間,但有時這樣去寫,很容易讓人困惑。在此之前,我幾乎沒受過文學期刊的規訓。這種規訓有天然的優勢,會使文本更為結實,但有時也會覺得不大自由,標準很難用幾句話完整表述,且也在不斷變化之中,但作者又都會覺得,確實有這樣一個東西存在,將一部分與另一部分隔離起來。所以坦白講,我的一些文學觀念,在這個基礎之上,變得猶疑。說到底,也許是一個審美標準的差異。差異即不同,沒有高低之分,問題就是如何去相互校正。或者我們說得更高尚一點,出版方、文學期刊、作者與讀者,正是經此過程,共同去改造或者創建一種新的寫作,在逝去的時代里,薩特曾說,偉大作家與游俠騎士相似,都使人感恩戴德,但在今天,類似效果可以被許多捷徑所替代,人們隨時隨地感恩戴德。作為一個有點落寞的角色,小說不斷更換著對手,與此相應,也一定要有新的策略去格擋那些攻擊,我們所要面對的,遠遠不止是介質上的更迭那么簡單。
 
  張玲玲:小說寫作的野心能談么?我們都有寫作的野心。寫好是一個更模糊的概念,邊界探索、形式探索等等。對于寫作者說,其實問題更清楚,一個小說就是一個問題,一篇小說就是一種探索,雖然每個人的回答都不太一樣,我們能模模糊糊地意識到大家都在往某個方向走,但具體路徑怎么選每個人差異都很大,當然也可能完全分道揚鑣。面向未來的文學探討是艱難的,之于文學的點滴預言也是困難的,今日的探討可能到了明天就會換一個答案,但我還是想問當下,或者在將來某個不算長的時間里,你對自己可能性的書寫是怎么判斷的?或者你更想在哪些方面作一些嘗試?
 
  班宇:我并沒有一個充分、飽滿的預估,如剛才所講,雖然這些年對文學總體觀念沒什么變化,但在一些細節部分,也還是有所改變。我總想有一些新鮮的嘗試,但也會因此陷入某種困境,即發現它落在紙上后,仍要依托著慣性思維去運動,過于安全、保守,這點讓我對自己不滿。如果非說嘗試的話,在接下來的一些小說里,我可能更熱衷于去探討一些本初問題。最近我經常讀一點貝克特的小說,那些文本沒有什么確切的現實指涉,更像是生成于時間之外的產物,我對此很著迷。
 
  來源:《上海文學》2019年第12期 
  作者:班宇 張玲玲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1205/c405057-314906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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