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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曉聲:執著的理想主義者 

執著的理想主義者
——對梁曉聲知青文學的一種解讀
 
  摘要:梁曉聲是一位始終高揚著理想主義精神的作家,這在他的知青文學創作中表現得特別突出。俄蘇文學經典是梁曉聲理想主義的重要精神源頭,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種精英化的悲劇精神。在物欲膨脹的現實面前,如何延伸理想主義,梁曉聲找到了平民精神的途徑,創造出平民化的理想和理想化的平民。2018年創作的《人世間》是梁曉聲對理想主義的全面表白和反省,其強化的人道主義,對人民性作出了最準確的理解。
 
  關鍵詞:知青文學 理想主義 人民性
 
  作者賀紹俊,沈陽師范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教授(沈陽11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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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曉聲最重要的文學身份是知青作家。三十多年前,知青文學曾經造就了一段新時期文學的輝煌,其中梁曉聲的貢獻非常大,當年他所創作的《今夜有暴風雪》和《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已經成為了知青文學的經典作品。后來文學的潮流一撥接一撥,知青文學不再風光,很多知青作家也調整了自己的文學思維,轉向其他領域了。為什么會轉向,因為時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文學的重心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轉向是一種與時俱進的選擇,很好;但梁曉聲不放棄,也很好。這不是守舊保守的問題,不是不能與時俱進的問題,而是因為他珍惜,他珍惜他在知青經歷中鑄造下的理想主義精神。理想主義精神一直是他寫作中點亮的一盞燈。哪怕理想主義在文壇已經毫無市場了,被人嫌棄了,他仍高揚著理想主義精神進行寫作。因此可以說梁曉聲是一個執著的理想主義者,執著得幾近“頑固不化”。
 
  知青文學從整體上說具有理想主義特征。因為知青一代是在洋溢著理想主義的教育環境中完成自己的世界觀建構的,理想主義已經鑄進了知青一代的靈魂之中。當然,今天我們回過頭去看那個時代的理想主義,會認為其中包含著很多狂熱和虛妄的成分。我記得20世紀80年代編《知青小說選》時,最強烈的印象就是彌漫在知青文學中的理想主義。知青文學最初也屬于參與批判“四人幫”的傷痕文學,其中包含的理想主義是一種比較虛幻的理想主義,我將其稱為理想的現實主義,好像是寫現實,但又用一種虛幻的理想將現實裝飾起來,這是傷痕文學普遍存在的問題。然而我發現在梁曉聲的小說中,盡管也有政治話語留下的痕跡,但小說人物所承載的理想主義精神卻是充滿了文學感染力的。顯然,不能簡單地將梁曉聲最初的理想主義精神建構看成是對當時狂熱政治的復制。我們可以尋找到梁曉聲理想主義的另一個重要的精神源頭,這就是俄蘇文學。俄蘇文學具有濃烈的社會憂患意識,傳遞出俄蘇作家強烈的人文理想。赫爾岑曾說過,我們的全部文學史,就是一部殉道者的史冊,放逐者的列傳。自現代文學以來,俄蘇文學對中國作家的影響一直很大,梁曉聲的少年時期能夠公開接觸到的外國文學作品幾乎只有俄蘇文學。梁曉聲對俄蘇文學則有一種偏愛。他曾記述自己當年熱愛俄蘇文學的情景:“我對俄羅斯文學懷有敬意。一大批俄國詩人和小說家是我崇拜的——普希金、萊蒙托夫、果戈理、赫爾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高爾基,等等。……高爾基之后或與高爾基同時代的作家,如法捷耶夫、肖洛霍夫、馬雅科夫斯基等,同樣使我感到特別親切。更不要說奧斯特羅夫斯基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幾乎就是當年我這一代中國青年的人生教書啊!”他曾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不少段落抄錄下來,奉為自己進行創作的范例。梁曉聲在北大荒當知青時曾仿俄羅斯風格寫過一篇小說,故事框架是中國古代著名短篇小說《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但他將背景換成了俄羅斯的村莊,小說人物的名字也用的是俄羅斯名字。在他早期的知青文學作品中,刻下了明顯的俄蘇文學印記。
 
  梁曉聲的知青文學基本上是以北大荒的知青生活為書寫對象的。小說真實、動人地展示了知青們的痛苦與快樂、求索與理想,表現了一代知識青年在那場荒謬的歷史運動中所顯示出的理想追求和人格精神,熱情謳歌了在動亂年代和艱苦環境中的英雄主義精神。《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是梁曉聲的成名作,作品描寫知青小分隊在東北“滿蓋荒原”墾荒的圖景。作品中的主人公、小分隊指導員李曉燕是一個具有革命氣質、富有理想主義精神的人物。作品為凸顯一代人的青春價值,淡漠了“文革”的時代背景。讀者會在作品中一個個理想的化身面前,慨嘆知青一代以生命和青春為代價所留下的“墓碑”:“墾荒者李曉燕和她的戰友王志剛、梁珊珊長眠于此。”在這部作品中那種原有“知青文學”中充滿的帶有“傷痕”意味的傾訴,轉換成一種悲壯、憤懣與不平。緊隨其后,梁曉聲又發表了中篇小說《今夜有暴風雪》,《今夜有暴風雪》被視為“知青文學”里程碑式的作品。這部作品在粗獷、濃烈、嚴峻的氣氛里,刻畫了曹鐵強、劉邁克、裴曉云等令人肅然起敬的知青形象。整個作品氣勢雄渾、沉郁悲壯,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氣息濃郁。這也是梁曉聲“知青文學”的整體藝術風格。作品一方面描寫1979年知青返城的潮流勢不可擋,八百名知青因團長馬崇漢無理扣押知青返城文件到團部集體抗議;另一方面描寫工程連連長曹鐵強、裴曉云和劉邁克等知識青年在大返城的聲浪中堅守崗位,裴曉云和劉邁克都壯烈犧牲在自己的崗位上。如果我們將梁曉聲的這兩篇知青文學代表作與俄蘇文學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作一個比較,就會發現它們在風格上有著相似之處,梁曉聲筆下的李曉燕、裴曉云、劉邁克、曹鐵強等人物似乎也是參照著俄蘇文學中的殉道者和放逐者形象來塑造的。
 
  20世紀80年代初期,梁曉聲之所以在知青文學潮流中脫穎而出,他能從俄蘇文學中獲取理想主義和悲劇精神的資源可以說是重要原因之一。俄蘇文學中的理想主義和悲劇精神已經融入到他的血液里,支持他在后來不斷變化和分化的文學境遇中能夠堅守著自己的文學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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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80年代中期是當代文學突飛猛進的時期,文學更新瞬息萬變,用當時韓少功的話說,就是被創新的狗追著往前跑。在這種狀態下,許多知青作家都去開辟新的空間了。唯有梁曉聲還執著于知青題材不放。他接下來完成了一百余萬字的長篇小說《雪城》,小說主要是寫知青回城后的故事,梁曉聲跟隨著知青們回到了城市,告別了那個被扭曲的時代,走進了一個新的時代,但對于理想主義者梁曉聲來說,他在新時代體會到的首先是精神上的痛苦,因為這個新時代不接納知青的理想。這是一個物欲得到極度擴大膨脹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崇高被褻瀆,理想遭調侃,更何況曾經被扭曲過的知青理想呢?但梁曉聲由于對理想的執著,他不僅對以往的理想歲月充滿眷戀,而且還希圖讓理想能夠在今天這個新的時代得到延伸。這應該是梁曉聲寫作《雪城》的更深層的動機。《雪城》的上部在說,知青一代的理想終于隨著一個時代的過去而失落了,于是上部悲愴地結束在“返城待業知青們的旗幟倒了,被踏在他們自己的腳下”這句話上。但《雪城》的下部則是在說,知青一代要在新的時代尋回自己的理想,于是下部的結尾出現了大學生高呼“振興中華”的慷慨激昂的場景以及主人公之一姚守義的“倒退和前進都不那么容易”的壯語。那么他是否找到了延伸理想的途徑了呢?他找到了。他將平民精神引入到理想之中,并且抨擊了精英、貴族對文化的壟斷。從《雪城》的人物設置就明顯體現出梁曉聲關于理想的重新思考。凡是被賦予崇高精神、理想色彩的人物基本上出身于平民,而出身于高貴家庭的子女則總有一個背叛高貴血統的悲劇經歷。前者的人物角色有嚴曉東、郭立強、徐淑芳等,后者的人物角色則有姚玉慧、劉大文等。姚玉慧的知青情結使她始終與家庭的感情格格不入;至于劉大文,他總是割斷不了內心的小布爾喬亞,作者在展現他的悲劇的同時帶著明顯的嘆息。這種強烈的平民意識一方面是作者不滿于社會不公的主觀愿望,另一方面也折射出那個時代的社會思潮變化。《雪城》的理想是平民的理想,它所抨擊的是精英、貴族對文化的壟斷。徐淑芳是作者在《雪城》里精心塑造的一位英雄,體現了作者的英雄觀。首先她是平民化的,其次她的行為充滿了崇高。在《雪城》的上部,當徐淑芳主動地以自己的愛去撫慰郭立強時,梁曉聲情不自禁地贊美她“就像古希臘的圣徒向心目中的神明奉獻祭品”。因此,理所當然地梁曉聲應該在下部讓這位英雄代表知青們最終尋回他們的理想。于是我們就讀到,徐淑芳盡管也經歷了許多坎坷,但也一次又一次地成功了。在《雪城》所描寫的知青人物中,徐淑芳的結局大概是最完美的。她幾乎是白手起家,辦起了一個百花玩具廠,在無情的市場競爭中,她的工廠卻充滿生機,事業輝煌,而就在她將遭人暗算之際,一位慈愛的救星從彼岸飛來,她不僅事業將更加輝煌,而且還獲得了真誠的愛情。愛情往往是理想最神圣的表現形態,作者的確毫不吝嗇地給予了徐淑芳一切。平民意識和理想色彩,應該說也是當年那一代青年的兩個精神支柱。梁曉聲敏銳地抓住了這兩個精神支柱,力圖在他的作品中把二者結合起來,從而創造了一個平民化的理想,以及理想化的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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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梁曉聲寫出了更厚重的作品《人世間》,這部作品可以說是他的理想主義的全面表白,也是他對自己的理想主義追求進行的全面反省。反省首先從平民化的理想開始。他認為把理想完全寄托在平民身上也是不靠譜的,盡管這部小說是以平民為主角的。周家三兄妹中,老大周秉義成為了高級領導干部,老二周蓉成為了作家,只有老三周秉昆仍是普通工人。他們一個代表政治權力,一個代表知識分子,一個代表底層平民,但梁曉聲選擇了代表底層平民的周秉昆作為第一主人公,并以其作為敘述的主視角。雖然周秉昆沒有當領導干部的哥哥那樣有赫赫政績,也沒有當作家的姐姐那樣能以自己的作品影響廣大讀者,但他善良,講情義,踏實本分地做自己該做的事。梁曉聲在道德上美化周秉昆,但他同時也意識到,底層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存在。在一次兄妹與好友一起討論國家大事時,大家歷數貪官污吏給社會帶來的危害,卻是周秉昆愣愣地問了一句:“貪官污吏和刁民,哪種人對國家的危害更大?”底層既有好人,也有刁民,怎么解決刁民的問題呢?梁曉聲又回到了“五四”的啟蒙精神,回到啟蒙精神也就是回到文學,因為“五四”先驅們是以文學來進行啟蒙的。在這里,梁曉聲也“交待”了自己被文學啟蒙的經歷。小說一開始就寫到了主人公們是如何在閱讀文學作品中開啟心智的。他們常常聚在周家,互相朗讀“《戰爭與和平》《德伯家的苔絲》《紅與黑》等名著”,也互相討論他們對作品的看法和體會。梁曉聲幾乎在一個章節中詳細寫了他們討論文學作品的情景。這一情景的描述有兩個重點。其一是對俄蘇文學的強調,這也印證了我在前面所述的俄蘇文學對梁曉聲的深遠影響。其二是對人道主義的強調。比如蔡曉光認為應該把《戰爭與和平》理解為一部反映戰爭與人的關系的文學著作,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受《戰爭與和平》的影響很大,也可以理解為反映革命與人的小說。周秉昆則在大家討論《葉爾紹夫兄弟》時為書中的有過被俘經歷的士兵謝爾蓋辯護。這也正是梁曉聲反思理想的又一成果,因為只有堅定地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我們的理想才會真正代表正義和未來。因而梁曉聲在《人世間》中突出了人道主義的主題,他面對人世間的普通百姓,看到了普通百姓的情和義。他反復書寫的也是情和義,不少關于情和義的細節非常感動人。人道主義也使梁曉聲對人民性有了更準確的理解。在人民性問題上,有的作家滑向民粹主義,有的作家則完全把人民性作為一個抽象的政治話語對待。但梁曉聲對這兩種觀念都保持了足夠的警惕,他的《人世間》可以說是一部形象闡釋人民性的作品。
 
  從一定程度上說,《人世間》是梁曉聲自己的精神史,小說記錄了梁曉聲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數十年間的思想成長和成熟的過程,回顧這一過程,梁曉聲一直沒有放棄對理想的追求,也一直在追問理想的真實內涵。雖然我們的現實變化得如此劇烈,以至于理想一度被邊緣化,但這并不會影響到梁曉聲對于理想的執著之心,哪怕現實一時拒絕了理想,梁曉聲也會把理想收藏在自己的文學世界里。而且他相信文學的力量,文學不僅能夠安置理想,而且也會傳播理想。這也是梁曉聲為什么在文學作品中對堅持理想精神如此“頑固不化”的重要原因。
 
  結語
  在今天的文學陣營里,還有一位像梁曉聲這樣執著的理想主義者,這應該是當代文學的幸事。當代文學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延續和繼承,同時又意味著一種新文學的誕生。從延續和繼承的角度說,二者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產物,是以啟蒙精神為動力的。而從新文學誕生的角度說,當代文學是革命勝利的產物,是以理想主義精神為動力的,當代文學就是以理想主義為主調的。70年來,理想主義精神時而高昂,時而低回;既有正聲,也有變奏。在70年的歲月里,理想主義走過了一段由高到低,再由低到高的U型的曲折變化。20世紀70年代,理想主義在極端政治化的詮釋下,幾乎失去了生命的癥候。20世紀80年代在思想解放的激蕩下,理想主義不僅很快蘇醒,而且將80年代創造成一個理想精神高揚的時代。但是,20世紀90年代理想主義遭遇經濟大潮的激烈沖擊,它陷入“衰微”、“退潮”的尷尬處境中。21世紀以來,理想主義以一種平實的姿態進入小說敘述中,越來越顯示出它的精神能量。說到底,梁曉聲的“頑固不化”,也是中國當代文學堅持理想主義主調的“頑固不化”。
 
  來源:《中國文學批評》
  作者:賀紹俊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1127/c404030-314766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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