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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背景下的文言與白話

新文化背景下的文言與白話
 
  “百年”概念在中國文化中的想象意涵
 
  西方人研究思想文化,注重“歷史時刻”,歷史就是人的活動,特殊的人物,特殊的事件,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出現和發生,會引起諸多聯想和反思,會在當時后世留下記憶。中國人看問題,對時間、地點、人物有特殊的關注,對年份數字尤其敏感。大家可能會想到最早的經典文本《易經》,里面充滿了數字的迷陣。卦有八,演而為六十四,爻有三百八十四,陽爻代之以九,陰爻待之以六,布列起來變化無窮。《易經》的系辭還說,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五十是大衍之數等等。數和象是互為關聯的,《易經》所含蘊的既是義理之學,又是象數之學。
 
  生活中或者文學作品中也常有這類似乎藏有玄機的數字出現。《阿Q正傳》里說,“20年又是一條好漢”。《紅樓夢》里元春的判詞有“二十年來辨是非”的句子。俗語說,三十年一轉,又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說法。那么百年,就是三轉了,也就是由東到西、再由西到東,又轉回來了。杜甫《秋興八首》的第四首,很有名的兩句詩是:“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秋興八首》寫于紀元776年,作者在夔州時所作,上距貞觀之治剛好過去一百余年,衣食豐足、社會安定、天下友人爭向長安一游的“開元全盛日”(杜甫《憶昔》)看不到了,因為經過了安史之亂,唐朝的氣象已由盛轉衰,所以詩人發為感嘆,說“百年世事不勝悲”。
 
  歷史學家陳寅恪對百年中國的反思和審視,更自不同。因為他的祖父陳寶箴是1895到1898年的湖南巡撫,在他父親陳三立的襄助下推行湖南新政,全國的改革精英一下子聚集在湖南,梁啟超、黃遵憲、譚嗣同、熊希齡、皮錫瑞、唐才常,都在那里。當時湖南的改革走在全國最前面,氣象日新,成績斐然,帶動了戊戌之年由光緒皇帝發大愿施行的變法維新。但1898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囚禁光緒,殺譚嗣同等六君子,通緝康有為、梁啟超,嚴厲懲處變法維新人士,陳寅恪的祖父和父親被革職永不敘用,隨后又在1900年將陳寶箴密旨賜死。因此陳寅恪的百年記憶充滿了哀傷。當1958年康有為百年誕辰之時,陳寅恪寫了一首詩,其中寫道:“此日欣能獻一尊,百年世事不須論。”他認為戊戌維新以來的一百年的歷史,基本上是一步行來錯,轉眼百年身。所謂對和錯,主要指變法采取激進的辦法還是漸進的辦法。他的潛臺詞是,如果當年的變法按他祖父和父親的策略,采取漸進的方式,后來的情況會有所不同。
 
  《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和揚州有關系。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璽和祖父曹寅,曾接連任江寧織造,有時兼任兩淮巡鹽御史,而鹽官的御史衙門就設在揚州。所以曹雪芹的朋友寫詩,有“揚州舊夢久已覺”的句子。《紅樓夢》里寫秦可卿托夢給王熙鳳,也說“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預示這個家族將要發生什么事情。
 
  五四運動的遠因和近因
 
  發生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至今剛好一百年了。五四運動的發生有“遠因”和“近因”。近因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雖未參戰,但為牽制日本,由開始的宣布中立,到1917年明確站在了協約國一方,結果卻受到巨大損失。主要是日本圖謀山東半島,北洋政府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國內群情憤激,北大學生游行,開始了五四運動。遠因則是近代以來的社會變遷和文化覺醒。甚至可以追溯到嘉慶、道光以來的清朝走下坡路,對西方東來的勢力因應失措。早期覺醒人士提出了“自改革”的要求,這個從龔自珍和魏源就開始了。但“自改革”的訴求雖好,權力階層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因改革而失去既得的利益。有改革的需求,卻制定不出改革的措施。到了1840年的鴉片戰爭和1860年的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眼睛里只有中國而不知有世界的清統治者,這才意識到自己落后了,決定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門處理“夷務”,職能相當于外交部。同時開始了以張之洞為代表的持續三十多年的洋務運動,成果是辦起了一些現代的工廠,可以生產洋槍洋炮,并建立了一支規模可觀的北洋艦隊。可是又發生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慘敗,辛苦建立的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次年簽訂的馬關條約損失慘重,巨額賠款不說,寶島臺灣也割讓給了日本人。泱泱大國被東鄰的“蕞爾小國”打敗,一時輿論嘩然,全國憤然。1895到1898的三年改革運動,最后發展到1898即戊戌之年的百日維新,就是作為對甲午慘敗的民意回應洶涌而起。
 
  可是中國人所受到的傷害并未到此為止。1900年庚子事變,慈禧攜光緒西逃,從山西而陜西。一年后才返回,簽訂了代價空前的辛丑條約。當時的中國日子已經過不下去了,不進行改革再沒有出路,所以有立憲的擬議。滑稽的是把這樣的大事叫做“準備立憲”。這里必須提到,1898年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出版,對中國思想界的沖擊,如同思想的颶風。“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知識人士仿佛一下子找到了中國病痛的根源。終于,在1905年,清廷宣布廢止延續一千多年的科舉考試制度,代之以新式學堂的建立,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就是在這樣的時代環境下成立。
 
  與此同時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也逐漸醞釀成熟,于是有1911年辛亥首義的成功。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出任教育總長,他提倡新式教育,反對讀經。但他的好友、被蔡先生請來擔任教育部秘書長的馬一浮認為經不可廢。由于主張不同,馬一浮離開教部,回到杭州,在陋巷里讀書做學問。然而辛亥革命之后,政治越變越奇,不久有張勛復辟,袁世凱稱帝,稱帝不成,軍閥混戰。五四運動就是在這樣的遠因和近因交錯的情況下發生的。走到前面的是青年學生,后面則是歷經變亂開始覺醒的開明官吏、知識人士和廣大群眾。不過大的歷史事件的發生,總離不開站在潮頭的扮演領袖角色的歷史人物。
 
  1917年年底,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再次邀請他的學問淵博的浙江同鄉馬一浮擔任文科學長,但馬先生沒有受邀,而是以“禮有來學,未聞往教”婉拒了。于是蔡先生改請《新青年》主編陳獨秀擔任文科學長,又聘請留洋回來的胡適之擔任北大教授。陳、胡這兩位新文化領軍人物執教北大,立刻使北大成為新文化的搖籃。而且陳獨秀又將《新青年》雜志由上海遷到了北京,有威望的現代大學和有影響的媒體配合,新文化運動便有聲有色地展開了。

  蔡元培的方針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新派人物固然占據了北大講臺,舊派人物也可以自立門戶。學生領袖、五四游行走在最前面的傅斯年辦起了《新潮》,固守舊學問的劉師培等照樣辦《國故》,彼此爭論,兩軍對壘,打得非常熱鬧。當時的一個影響很大的事件是,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二卷五號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言文合一”,讓白話文學應成為“中國文學之正宗”;隨后陳獨秀在同年二月的《新青年》二卷六號上發表《文學革命論》,加以呼應,提出文學革命的三大主義:一是推倒雕琢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抒情的國民文學;二是推倒陳腐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立誠的寫實文學;三是推倒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通俗的社會文學。胡、陳的文章被認為是五四文學革命的綱領。給以有力支援的是文字訓詁學家錢玄同,他在《新青年》二卷六號發表回應胡適的《通信》,斥責駢儷對仗的文體為“桐城謬種”和“選學妖孽”。不久錢玄同成為《新青年》的編輯,并和劉半農演雙簧,搜輯各種反對文學革命的觀點,化名王敬軒發表于《新青年》,然后由劉半農寫萬言長文《答王敬軒》,造成富有戲劇效果的文化辯難。而到1918年5月,《新青年》就改為用白話寫作的刊物了。胡適的白話詩詞,劉半農、李大釗、陳獨秀的白話詩相繼發表于《新青年》;特別是魯迅《狂人日記》的發表,將白話文的聲勢引向高潮。
 
  白話不可逆,文言不可廢
 
  那么當五四新文化運動百年之后,今天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和反思當時的白話文運動呢?白話文運動對不對?文言文要不要全部廢止?我的看法,五四白話文運動是有其歷史淵源的,當時站在這個潮流最前面的人,絕非等閑之輩。無法否認,五四那個時候,沒有上過學的中國人是很多的,有閱讀能力的在總人口中應該是一小部分。至于讀懂文言的文本,對大多數人而言是不現實的事情。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提倡白話書寫有助于文化知識的普及。何況在中國歷史文化的流變過程中,很早就有白話書寫的前例了。就文學創作而言,宋元話本已經比較容易閱讀,而明代的白話小說更成為一種流行,有名的“三言二拍”,就是大家熟悉的馮夢龍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濛初的《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都是白話小說。大部頭的文人創作長篇小說,明朝的《金瓶梅》和清代的《紅樓夢》,更是白話文學的典范之作。其實宋儒的語錄基本上很接近白話,清末發現的一些敦煌卷子,有一些也是用白話書寫。而五四之前的戊戌維新前后,一些報刊文章明顯向白話靠攏。特別是梁啟超的“新民體”,介于文白之間,但感情充沛,可視為文言向白話的過渡時期的寫作方式。那么五四白話文運動的發生,就不應該看做是部分知識人的偶然情緒沖動了。但當時的潮流所向,導致要廢止文言,就是文化偏頗而不一定可取了。
 
  中國幾千年的文本典籍,基本上是文言為載體,中華文化的思想含藏保存在各式文言的文本之中。無論是最早的六藝經典,還是先秦諸子,抑或兩漢雄文,魏晉玄言,唐宋古文,以及詩騷、歌賦、樂府、唐詩、宋詞、元曲,包括清末的同光體詩,文言寫作功德彪炳,豈能隨意抹掉。事實上,當時提倡白話的文化驍將,都有極好的文言根底,舊學積累更是豐厚。魯迅就是一個典型,他誠然是提倡白話的急先鋒,但他的文言文寫得極合準的,早期的《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都是文言寫就。《中國小說史略》基本上也是文言。他的白話可以說是典雅的白話,譬如《野草》《朝花夕拾》,和那些冷峻而又充滿血熱的學者雜文。所以典雅,就是由于有文言的成分在發用,許多近乎死了的文言在魯迅的白話寫作中獲得了新生命。至于詩歌創作,魯迅的舊體詩是有名的,他的好友小說家郁達夫,也長于舊體詩的寫作。更不要說那一時期的學者教授了。章太炎、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蕭公權、馬一浮、錢鍾書,哪一位不是傳統詩詞的行家里手,王國維認為他的詞可以和宋人比個高下。
 
  所以五四新文化運動有一個悖論,就是那些站在潮流前頭提倡新文化的人士,幾乎都是為傳統文化所化之人。魯迅說他是從舊壘中來,知道里面的底細,就是這個意思。譬如錢玄同,不僅主張白話,還提出過廢除漢字,可謂反傳統的最激進者。這里涉及新文化運動的另一樁公案,就是所謂漢字的拉丁化問題。不止錢玄同,譚嗣同、蔡元培、陳獨秀、魯迅、傅斯年、瞿秋白、吳玉章等,都有過類似主張。其實當民國初年,就有關于“國音統一”的動議,章太炎對拼音字母的編列就貢獻過心智,現代語言學的翹楚趙元任更是不遺余力。而到20世紀三十年代末有《中國拉丁化字母方案》,和蔡元培、魯迅、郭沫若、茅盾等六百多人簽署的《我們對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見》的刊布。他們的良苦用心是,漢字必須改革,不改革中國就沒有希望。1949年之后推行的力度更大,以致1958年漢語拼音文字方案正式公布,國家語文委員會辦起了《漢語拼音報》。當時我還在高中讀書,看到《漢語拼音報》,我和我的老師都知道自己變成文盲了。今天反思五四以來的百年文化變遷,很容易驚異當時名滿天下的新文化潮流的弄潮兒,何以走到如此偏頗的地步。漢字是中國文化的基本載體,漢字沒有了,我們的固有文化何處安存?我們幾千年的文化傳統如何承傳?在這些問題上,不能不說五四先賢因操之過急而違背了歷史不能割斷的文化規約。
 
  但他們的用心是好的,他們想盡快改變現狀,擺脫近代以來國力積貧積弱和被動挨打的局面。經濟實力、軍事實力、生活方式的落后固然,但所有這些落后的背后,是文化的落后。所以他們向中國固有文化開刀了,而且方便地找到了漢字這個“替罪”的羔羊。他們勇猛地不顧一切地沖向傳統的網羅。魯迅說:“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茍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魯迅《華蓋集·忽然想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決心和氣勢的確為已往所無,當時有人以五四狂飆稱之,可謂若合符契。可他們又是一批有成就的舊學修養深厚的學者和文學家,他們的“反傳統”是理性地檢討傳統的各個方面,目的是找病因,救治病痛。為此他們已經到了饑不擇食、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了。連陳獨秀都說這種“用石條壓駝背的醫法”(《本志罪難之答辯書》,載《新青年》六卷一號)并不可取。
 
  所以當錢玄同等五四先進遭到社會詬病的時候,蔡元培站出來說話了,這就是1919年3月18日刊載在《公言報》上的有名的《答林琴南書》。針對林紓提出的“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并不能為白話”之說,蔡先生回答道:“北京大學教員中,善作白話文者,為胡適之、錢玄同、周啟孟諸君。公何以證知為非博極群書,非能作古文,面僅以白話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漢學,其舊作古文,雖不多見,然即其所作《中國哲學史大綱》言之,其了解古書之眼光,不讓清代乾嘉學者。錢君歷作之文字學講義、學術文通論,皆大雅之文言。周君所譯之《城外小說》,則文筆之古奧,非淺學者所能解。然則公何寬于《水滸》《紅樓》之作者,而苛于同時之胡、錢、周諸君耶?”其為新文化領軍人物和前驅人物胡適、錢玄同、周作人所作之辯護,可謂愛屋及烏,曲盡其情。
 
  如今是非經久而論定,重新回思新文化運動的歷史環境和發展過程,我們是否也會對當時那些文化前輩采取了解之同情的態度,在不諱言其思想不無偏頗的同時,也理所當然的感到其心可嘉、其情可憫呢?平心而論,當時的新派人物,思想有新也有舊,而舊派人物的思想有舊也有新。就個人德品修為而言,包括蔡元培、胡適之、錢玄同在內的許多賢者,無論衡之以新道德標準還是衡之以舊道德標準,幾乎鮮有瑕疵,他們不愧為時代的文化典范。
 
  當五四百年之際,我們反思新文化背景下的文言與白話問題,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一是白話不可逆,二是文言不可廢。在這個問題上不能走極端。前些時看到幾位研究古典的人倡議文言寫作,其實那個倡議用的文言就有很多不通的地方。文本書寫的主流必然還是白話的時代,白話照樣能寫出好文章,寫出好的語體詩。新詩的成就不應低估,出了許多第一流的詩人。寫古體詩當然可以,問題在于是否修煉到可以寫好的地步。當代寫古體詩的,真正寫好的屈指可數。近年我提出在小學、中學、大學一二年級開設國學課,其中就包括中學開始適當增加文言文的寫作練習,冀圖將來的文化人和知識人,或深或淺多少都能寫一點文言,以備不時之需。文言有一種特殊的文本莊嚴,最能體現“臨文以敬”的古訓。
 
  正如馬一浮先生所說,立言為文,不僅在說理,還要達禮。達禮就需要臨文以敬。早在抗戰時期,馬先生就對國家復興后的文體問題,抱有極大的期待,提出:“飛書走檄用枚皋,高文典冊用相如,中土如有復興之日,必不安于鄙倍。但將來制誥之文,必須原本經術,方可潤色鴻業,此尤須深于詩書始得。”(馬一浮《示王子游》,《馬一浮集》第一冊,第667頁)“鄙倍”一語,是曾子的話,他將“出詞氣,斯遠鄙倍”(《論語·泰伯》)視為君子的一項可貴之道。意即發為言說,應該順理成章,而忌諱有鄙惡倍戾之言入於詞章。特別是一些特殊的禮儀場合,關乎賀祝、贊頌、碑銘、哀吊、祭奠等文事,以及國家的重要文告,適當使用文言可以讓文本典雅蘊藉而又肅穆莊重,其效果遠非通常的白話所能比并,則文言又豈可全廢哉!
 
  (本文系作者在2019年5月14揚州講壇演講的基礎上修潤而成)
 
  來源:中華讀書報
  作者:劉夢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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